[46] 参见孔繁华：《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个人隐私保护》，载《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1期。

[56]应当用比例原则约束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二、个人信息处理的正当原则：目的特定、明确、合理 正当原则是合法处理个人信息的首要条件，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的目的特定、明确、合理。

如公共空间的大规模监控，虽然可以保障公共安全、防范社会风险，但应对监控信息的使用和传播进行技术控制，应进行有效的隐匿化处理后再使用。赋权说认为，只有通过为个人赋权，设立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自决权、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或信息隐私权等权利，才能有效制约个人信息滥用。尽管收集的是最少够用的个人信息，也不能随意使用。[31]除了不能超范围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外，收集频率应在提供服务所必需的合理范围内。梅夏英：在分享和控制之间：数据保护的私法局限和公共秩序构建，《中外法学》2019年第4期。

在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中，原告郭某被告知未经注册人脸识别将无法使用年卡进入动物园，郭某不愿接受被收集人脸信息要求办理退卡退费被拒而提起诉讼。如张新宝认为，必要原则包括充足、相关、不过量等要素，告知同意原则要受到必要原则的制约。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那些专业水平合格的仲裁员资源并不丰富的地区，不得不降低仲裁员的遴选标准，这对于仲裁员的严格管理和退出机制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3.非营利法人模式 2018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完善仲裁意见》），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对仲裁委员会的运行机制和具体管理模式进行探索改革。一方面，作为基础性法律的民法典缺少对于非营利法人的一般性规定。〔27 〕这与前述法定机构模式存在一定类似。社会服务机构的前身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本质上是从事公益事业的事业单位，只不过主要由民间力量兴办。

〔12 〕基于北仲的高度自治，其虽然顶着事业单位之名，但基本上行着民间化社会组织之实。（二）仲裁机构去行政化的艰难探索 《重新组建仲裁机构方案》规定，在仲裁机构组建初期，仲裁机构可参照事业单位的相关规定设立。

结语 在仲裁法施行的26年间，我国仲裁制度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仲裁委员会应当逐步做到自收自支。确立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应从规定私法领域社会组织法律属性的民事基本法律中寻找相关依据。因为公益法人是否需要设置监督机关，与一个国家对于公益法人的外部监督是否有力有密切关系。

〔15 〕但这种由政府主导或推动的、没有制度化的改革，其生命力到底有多长？其次，北仲的成功，同样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仲裁裁决与法院审判的关系角度而言，我国仲裁制度大体经历了一个从法院审判的前置程序到与法院审判并行且独立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转变。《决定》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仲裁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不断推进与完善其内部治理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有观点建议，增设事业单位公益三型，以便将仲裁机构纳入其中。基于目前回避机制的不健全，即便规定专职律师类的仲裁员不能代理其所在仲裁机构的案件，其也很有可能与其他律师形成攻守同盟，对仲裁案件的裁判造成不良影响。

〔43 〕 三、仲裁机构法律地位改革的方向：社会服务机构 我国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应如何改革？笔者认为，民法典主体制度的类型化规定是回答和解决仲裁机构法律地位的基本法依据。法人概念的建构是以事物的本质为导向的，而捐助法人的本质在于服从于立法认可的捐助目的的他律，其从事经济活动所获得的收益必须用于捐助目的规定的范围，这与完全贯彻私主体自治原则的社团法人存在本质区别。

于内因而言，仲裁机构法律地位的定位错误是关键。（一）仲裁机构作为事业单位缺乏制度支撑 根据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 〔29 〕第1款的规定，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如后文所述，在目前我国仲裁裁决公信力不足的大背景下，仲裁裁决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对当事人的利益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由于我国仲裁机构众多，而各仲裁机构的实际情况又存在明显的差异，事实上很难形成一个适用于所有仲裁机构的通用立法模板。小改模式的提出，与北仲自身的情况不可分割，因为北仲在去行政化改革的道路上已经走得非常成熟了，其已经拥有了一整套成熟、完整的基本摆脱了行政干预的运行系统，无需推倒重来。中国仲裁协会与仲裁委员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组织体与成员的关系、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即便立法者认为将仲裁委员会定性为事业单位法人不够准确、清楚，仲裁法颁布后，大多数仲裁机构仍将自己定位为事业单位法人。因而，仲裁机构作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范围应受到限制，其从事民事活动只能是为其行使裁判权服务。

大致可将其归纳为小改与大改两种模式。4.裁决机制不健全 对于仲裁案件裁决的作出，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仲裁机构采取按照多数仲裁员意见作出的机制，在不能形成多数意见时，则按照首席仲裁员的意见作出。

〔33 〕总体而言，由于仲裁员选任机制的不健全，目前我国各仲裁机构仲裁员素质参差不齐，这也是导致仲裁裁决的各种问题的重要原因。〔80 〕罗昆教授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我国捐助法人的理事会虽名为决策机构，实则为权力机构。

结合我国事业单位改革、仲裁机构去行政化以及仲裁法修改的大背景，我国仲裁机构法律地位的改革势在必行。〔86 〕 目前我国仲裁机构数量庞大，但各仲裁委员会的业务量以及去行政化的程度可谓参差不齐，这也决定了對于全国仲裁机构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根据仲裁机构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不同的计划。虽然《重新组建仲裁机构方案》也强调：仲裁委员会应当逐步做到自收自支。然而，仲裁裁决问题的解决，从外部监管层面而言，需要改进与完善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从内部因素层面而言，则需要去除我国仲裁机构的行政化。

3.回避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仲裁机构仲裁员的构成中，专职律师类的仲裁员的比例最大。（四）仲裁机构的业务主管单位与登记机关宜为司法行政部门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3条、第5条与第8条，设立社会服务机构，应先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再经登记机关登记。

因而仲裁机构的监督机关并非必须存在。〔49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年12月31日下发的《完善仲裁意见》中，确立了仲裁机构非营利法人的地位。

然而，深圳国际仲裁院的改革仍需要完善。首先，作为仲裁法所规定的仲裁机构的登记机关，司法行政部门相较于其他机关，诸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民政部门等，对仲裁机构的业务更为熟悉;其次，民法典也不排斥司法行政部门作为非营利法人的业务主管单位;最后，司法行政部门仍应对仲裁机构的设立作出实质审查。

内容摘要：基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我国大多数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至今仍是参照事业单位。经济合同法废除了仲裁前置的做法，确立了仲裁一次裁决的制度，但当事人若对仲裁裁决不服的，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北仲作为我国仲裁机构去行政化改革的先行者，其模式却是难以复制的。先裁后审阶段主要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到经济合同法的施行为止。

上述两条进路均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立法进路更适合我国仲裁机构的转型。另一方面，仲裁行政化容易导致地方保护，从而影响仲裁裁决的公正性。

〔48 〕基于仲裁机构非营利性的机构属性，其当然不是营利法人。因为仲裁法、《社会服务机构条例（草案）》均处于修改阶段，这为在立法上明确仲裁机构的内部组织机构的职权提供了契机。

2019年11月8日，上海仲裁协会正式成立。根据《事业单位改革意见》，我国将逐步对现有的事业单位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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